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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墓地具有强烈的巴蜀文化特征，有学者认为是城固洋县铜器群主人部分北迁后的遗留，但更多学者认为与蜀文化有强烈关系，笔者认同后者。一是国的弓鱼组合名暗示了与蜀鱼凫王朝的联系，二是出土的几件有铭铜器同样见于彭县竹瓦街铜器，三是出土的双手持物式铜立人与三星堆、金沙铜人类似，四是绳纹广肩深腹罐等与新一村文化陶器相同。3.陕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缺少考古发现，这一时期西部一度有褒国，东部一度存在庸国。按文献记载，巴国政治中心亦应在汉水上游。褒国或为后来的苴国，庸国为秦、楚、巴三国灭亡后巴亦分得其部分地区，加上褒、庸的文化面貌大体可归入巴文化范畴，可以推知陕南地区大部应为中期巴文化的分布范围。同时考虑到蜀与苴国的特殊关系以及蜀与早期国的密切联系，汉中盆地西部很可能也是蜀与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其中位于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凤县曾出土有蜀文化典型陶器尖底罐【29】，推测陕南西部应该也有蜀文化分布。
4.陕南地区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较复杂。汉中地区早期主要是秦、蜀的反复争夺，晚期则为秦、楚争夺之地；而安康及以东地区早期或归巴国，晚期亦为秦、楚争夺之地。陕南地区考古发现早期主要是巴蜀文化墓葬，晚期有少量秦文化、楚文化墓葬【30】。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时期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共同特征的物质文化，它既与文化主人的主动创造性有关，又与所处地域环境的适应性有关。因此，这些物质遗存具有很强的双重属性，其物质特性在一定地理单元内或相似地理单元间具有通用性。民族的活动范围、活动边界往往并不固定，且民族间还存在征服、同化问题，存在小聚居、大杂居等问题。从以上情况出发，可以得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文化存在几种对应关系。
